讲求 | “学科·学派·学人”论坛纪要

2022年9月3日，由《社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专题八“学科·学派·学人” 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担任召集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教授David A. Palmer（宗树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泉州师范大学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孙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晓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忆粟，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教授冯乃希参与了论坛。专题围绕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学科、学派的形成以及关键学人的作用展开，在场的学者们各自报告了原创的研究，并针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一峰：

国际主义的构建

——20世纪初中国国际法学科的知识生成        

首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一峰老师以《国际主义的构建：20世纪初中国国际法学科的知识生成》为题，分享了他对国际法学科知识在中国本土生成的历史的研究。陈一峰老师指出，中国国际法研究在其诞生初期只是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其学科化则在20世纪初发生。通过选取两位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重点考察，陈一峰老师希望揭示中国国际法的知识如何在历史中形成。

陈一峰老师所选取的第一个人物是宁协万（1881-1946）。宁协万就读于岳麓书院，1905年前往东京并加入了同盟会。宁协万经历了许多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武昌革命，但没有能够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最终进入湖南法政学堂担任教师。这位没有在学院中接受过正式国际法教育的学者凭借自己的钻研写成了《国际公法》，并在1919年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在五所大学教授国际法课程。在宁协万的著作中，有两个始终萦绕不去的问题，其一是儒学和国际法的关系，其二是国际法与美德（virtue）的关系。尽管西方的国际法观念源自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宁协万却认为，孔子的志业在于使世界恢复一统，跟西方格劳秀斯的志业一致。在他看来，国际法的根本基础是人道，国际法知识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寻求改革之道，建立美德国家。

另一位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周鲠生（1889-1971）。在周鲠生这里，国际法知识正在脱离更大的哲学视野和社会理想，趋向专门化和技术化。尽管周鲠生和宁协万一样是湖南人，他主要在学院中而非政坛上度过了他的一生。他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周鲠生回到北大政治系从事教学，并在后来创建了武汉大学并任其1945-1950年的校长。周鲠生的教学培养了绝大多数中国重要的第二代国际法学者。他将国际法视作规制国家间关系的体系的做法在1930年代后成为主流，取代了宁协万等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知识本土化特点的国际法观念。陈一峰老师认为，这一知识转变既为国家法知识确立了更明确的专业门槛的树立，也使得后来的国际法知识呈现出普世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缺憾。

中国国际法领域一代泰斗 周鲠生

汪卫华：

芝加哥政治系与政治学的美国化        

随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基于他翻译《激情、政治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一书的衍生工作，报告了他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学“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汪老师提到，当代政治学人甚少以“学派”作为学术阵营的区分标志，但在政治学史上，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领衔的芝加哥政治系及“芝加哥学派”的确是一个重要转型时期。

在各门社会科学之中，“美国造”的政治学无疑成型最晚。把政治学作为独立建制的学科，其实是“镀金时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明，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彼时美国“进步运动”的社会改良要求。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在其形成初期，与法学、历史学不但在内容和人员上多有交叠，在研究方法上也无甚新意。真正的学科转变契机，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梅里亚姆带领下，迟至1892年才开张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借重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务支持，甩开东部老牌名校的政治理论研究传统，把统计调查、心理分析之类的新式研究方法大举引入对美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实现了政治学从研究主题到思维方式的“美国化”，开启了政治学“科学化”之先河，拉开“行为主义革命”的帷幕。1921年，梅里亚姆发表《政治研究的现状》一文，在文中明确表达了对当时政治学中观察和分析方法的不满，但相对呼吁加强对政治的科学研究，他更重要的立场恐怕是明确表示科学是以“方法”定义的，目的在于“控制”，而科学需要组织起来的职业化结构才能得以维系。在梅里亚姆的运作下，洛克菲勒基金给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芝加哥大学巨额资助，推动了芝加哥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迅速发展，而社会科学之间多学科交流、相互影响的氛围也得以形成。

总体上，梅里亚姆执掌下的芝加哥政治系为政治学的长远发展带来了四个方面明显的影响：第一，从社会学和统计学中移植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方法，开始在选举投票研究中初露锋芒。第二，移用心理学的研究思路，进行关于宣传运动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开辟出了现代传播学这个新领域。第三，以芝加哥市政运作作为直接的观察对象，进一步发展了古德诺、威尔逊等人开创的行政学、市政学，引导政治学和行政学经验研究聚焦于公共政策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的制度结构。第四，聚焦政治权力问题，从聚焦政体分异到聚焦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为美式政治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关切基调。上述四方面，无一例外都深刻影响了当代政治学的长远走向。正由于这种眼光长远的议程设置，虽然芝加哥学派只活跃了二十年，“但它的生命在整个学术界扩展传播，它仍然代表着今天政治学的一种主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话”（赫伯特·西蒙语）。

梅里亚姆（1874-1953）

王利平：

自由科学或教育工程？

杜威与贾德治下芝大教育系风格之辨        

最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老师将分享了她关于教育学在美国20世纪初职业化的研究。这段历史处于两个尴尬的历史时期之间。在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校长时期的芝加哥大学，德国学问在留学生的影响下迅速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被美国化。

教育学一开始隶属于哲学系，并无独立的学科地位。王利平老师指出，如果我们考察十九世纪晚期的教育学家，他们的身份更接近学者政治家（scholar and statesman），而不像今天的职业教育学家。杜威代表了这一时期教育学的发展，他是相对业余的教育学，不是行为主义的科学，而是教育原理（哲学）和课堂经验的融合。与之不同，杜威的后辈贾德（Charles Hubbard Judd）立志把教育学变成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用实验室科学取代杜威的实验学校。贾德在任期间，不仅取消了教育系中的教育哲学课程，建立了大量专门化的课程（尤其是教育管理），还通过建立学生培养和自我繁衍的体系巩固教育学作为教育工程的形象。

然而，王利平老师指出，用教育工程代替教育的自由科学形象，并不意味着教育职业化的全面胜利。当杜威因为人事问题离开芝大时，许多来自其他院系的同僚们都极力挽留这位教育家；与之不同，贾德则让“教育科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变得紧张，比如，关于通识教育课程，他和另一位重要学者吉第昂司（Harry Gideonse）爆发了争论，后者认为贾德这样的教育学家其实是“大学教育中的局外人”，不能胜任对教育真正内容的把握。另外，在1996年教育系解散时，多数其他学科的学者都投了赞成票，这标志着教育学的职业化事实上损害了教育学在大学共同体中的位置。

田晓丽：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1911-1949）

——兼论“边缘人”概念

第二场中，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晓丽报告了关于芝大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的研究，并用“边缘人”这一视角来观察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态及人生遭遇。中国学生赴美学习始于1847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在庚子赔款奖学金设立后留美成为风潮。根据1947年社会学家孙本文所做的统计，当时芝大的毕业生在中国教授社会学者共有8位，仅次于哥大毕业生，而有趣的是，在芝大社会学系的中国毕业生中，以在美华人移民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极为常见，如吴景超的博士论文就题为《唐人街移民共生与同化的研究》。

吴景超相信，华人移民的头脑“是文化熔炉”，东西文明终将融为一体，作为边缘人的在美华工因而被他描述和期待为改革的行动者。吴景超使用了芝加哥学派流行的概念：共生、同化（assimilation）。但事实上，吴景超、范定九等中国留学生都缺乏粤语能力，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与之相比，另两位与在美华工群体有更深接触的华人学生则反映了这个主题背后更为微妙的学术政治。田晓丽老师第一个分析的对象是谭金美，她是一位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人移民，终其一生以在美华人移民为研究主题。谭金美曾在中国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离婚后，她重返美国校园，并在社工系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进入芝大，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她在1956年成为罗斯福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代表着当时在美国主流社会最为成功的华人女性学者，然而她痛诋唐人街的宗族文化，坚持在美华人应该抛却原先的文化属性，实现自我的完全同化。这种主张使得她与美国当地的华人社会关系十分紧张。

另一位芝大的毕业生萧振鹏（Paul Siu）遭遇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他出生于广东台山，父亲是移民往美国的洗衣工。当时，芝加哥社会学系的著名学者伯吉斯（Ernest Burgess），希望招募华人社会的局内人（insiders）来开展更为深入的华人社区研究，因而向萧振鹏提供了奖学金。他于1953年以对华人洗衣工群体的细致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这篇精彩的研究却以“缺乏市场”为由未被出版，直到1980年代被历史学家重新发现。田晓丽老师认为，与谭金美不同，萧振鹏更真实的反映了在美华人对于其原生文化和故土的情结，并以“sojourner”这样一个精妙的概念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对于移民的描摹未能迎合当时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即陌生人应该完全融入本土社会，这可能是其学术生涯坎坷的真正原因，而这也与今日美国社会对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确的建构形成了戏剧性的时代反差。

1881年旧金山华人洗衣店

冯乃希：

走向社会科学？

——1920-1930年代的北京史地调查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教授冯乃希带领听众回到了1920-1930年代的中国北京，描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纠缠。在传统中国，有一套史地书写的系统，对北京城的各种地方性描绘正属于这一传统。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入带来了中国学术新的回响。冯乃希老师首先分析了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Gamble）在“五四”前后的北京调查，解读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何伴随美国在华的资本扩张、宗教传播以及教育事业，逐步影响了中国学界。其次，冯乃希老师将论述转向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28-1934年间举行的北平史地调查，通过分析该学会对北平史项目的整体设计、预期目标和操作方法，展示了北京历史文化书写在方法上的革新。北平史地调查力图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调查技术引进历史书写，然而，史学研究会最初的设想伴随30年代日益紧迫的华北危机而落空，新式的《北平志》并未完成，留给后人的是数百余篇北平寺庙调查记录手稿和大量重刊发行的明清北京城市笔记。从这些文字、绘图和摄影资料中，冯乃希老师指出了社会调查运动在北京衰落后，北京学者们的关注点又回到了“拒绝现实”的传统史学系统中。到了30年代，社会史论战已经达到高潮，但是在这种呼声里面，历史是抽象的、整体的中国历史，（城市）社会概念终究没有被落实到史地学者的整个研究中去。

孙静：

吴文藻、费孝通与弗斯的早期合作研究计划书

——基于1936-1939间书信的历史研究        

下午，论坛研讨进入第三场。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孙静首先介绍了早期中英合作研究计划书的研究背景。她通过梳理和解读1936-1939年马林诺夫斯基、雷蒙德·弗斯、费孝通、吴文藻、李安宅、司徒雷登等人之间的54封英文通信，选取了书信中所形成的数份研究计划，补充与还原了“燕京学派”走出去吸收和消化英国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图景。在此过程中，吴文藻首倡中英合作，失败后于1937年12月起转而推动边疆研究计划，当合作前景不明朗时，费孝通则积极充当中英学者之间的沟通桥梁。1938年9月2日是一个转折点，马林诺夫斯基接到费孝通的来信。信中表明，费孝通将要离开英国，吴文藻则离开北平建立新的研究所，而以“伦敦人类学学派”为题的专刊则发表在《社会学界》最后一期。最终，魁阁前期的中英合作研究仍宣告流产。不过，正是中英合作计划的推进，为后来魁阁期间的社会学研究作了重要的学术准备。双方学者所形成的计划书本身与“伦敦人类学学派”这一文化转译几乎同时出现，也显示了“燕京学派”消化西学的历史过程。其中，“精密”一词作为对intensive的翻译，可以视为这一历史过程在学术语言上的具体表现，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燕京学派社区研究的认识。另外，弗斯在《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的研究》中对“历史”作出了回应，而《团结性》一文正是脱胎于中英合作计划书。可见，对文明社会的“历史”加以考察，已为这一时期的中英学者们所关心，只是功能主义所追求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呈现了与其他学派不同的风格与追求。

宗树人（David A. Palmer）：

葛兰言在中法间的学术影响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教授宗树人（David A. Palmer）老师则讨论了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葛兰言在欧美汉学和中西人类学传承系谱上的位置。葛兰言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汉学家沙畹的学生。尽管葛兰言的理论和学说在西方汉学界鲜有追随者，宗树人老师认为其作品在后来的社会科学中具有回响，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宗树人老师梳理了葛兰言影响的三个脉络，首先是汉学：在今天看来，葛兰言的理论正是由于“太社会学”，太过于关注中国民间，影响主要在宗教研究，而主流汉学界的关注点则更多集中于儒家士大夫。其次是西方人类学，莫斯在《身体技术》（Les Techniques du Corps）中提出了葛兰言关于道家修炼的研究最典型的“身体技术”的理念，并且在《原始分类》中对中国人宇宙观给予关注，前者开启了后来布迪厄等人对“身体”的重视，后者则发展出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见于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的理解中国的结构主义。此外，葛兰言的学生杜梅齐尔提出了“思想考古学”，从这条线索也影响了福柯。在中国人类学界，杨堃是葛兰言的学生，凌纯声是莫斯的学生，前者的博士论文《祖先崇拜：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原则》、后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南部瑶族民族志研究》如今都鲜有人阅读。宗树人老师认为，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这些文本，关注葛兰言的中国学生如何继承葛兰言的遗产。

田耕：

社会学民族志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再生

——W. Lloyd Warner和二战前后的芝大社会科学

在会议第四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介绍了他对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沃纳（W. Lloyd Warner）的研究。这一进行中的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沃纳从典型的亲属关系的民族志转向社区民族志的知识历程，以及其背后的学术组织方式在二战前后的芝加哥大学发生了怎样的转向。沃纳无疑是芝加哥学派的外围人，受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影响，他将人类学方法沿用于对当代社区的研究，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在学术生涯早期，沃纳在澳大利亚进行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获得了哈佛大学校长罗维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拉姆尔等人的支持。1930年代，他逐渐放弃了完成就澳大利亚的田野材料撰写民族志的想法，从头开始在当代社区组织大型研究，这构成了1940年代出版的《洋基城》（Yankee City）系列作品。与此同时，沃纳的社区研究非常重视“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和经典芝加哥时代的“自然史”书写有明显的区别，但却是拉德克里夫-布朗、雷德菲尔德等人试图在这个时期扩展的社区研究。这种设想在战时的燕京学派，特别是费孝通以“乡土中国”为主旨的研究中国也可见到。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沃纳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适合“院系”的学者（departmental），但却善于和三类同事合作：游走于大学和基金会的学术项目支持者、雄心勃勃的大学领导者、自己培养的学生和助手。芝大从1930年代开始兴起的跨学科委员会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因而，沃纳以跨学科委员会为阵地，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但是，学生培养始终是他发挥影响力的瓶颈，他在学界最有名的学生或许只有怀特（《街角社会》的作者）和戈夫曼。不擅长系科政治但擅长在中等社区中开展大项目的沃纳，构成了1930-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一种典型。

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沃纳

周忆粟：

缺失的综合？

教师教育与社会学在美国，1950-2020        

论坛最后，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忆粟老师分享了他近期开展的关于美国教育学历史的研究。周忆粟老师关注的是知识在学科和应用领域之间的动态，作为一位教育学院中以培训教师为首要任务的学人，周忆粟老师提问：教师的知识从什么地方来？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s）的知识又从哪里来？首先，他梳理了教师学院在美国语境中的位置。有意思的是，尽管教育学在知识空间中位于外围，以教育行业为安身立命起点的教育学，很早就同时授予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其次，周忆粟老师考察了教育学的职业化、学术化过程：最早，美国的教师培养主要在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进行，之后，一部分演变为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目前仅存的建制在哥伦比亚大学），更多的师范学校则要么进入大学，要么变成大学。但是，这段联姻并不顺利，许多综合性大学并未开设教育学，还有一些大学关闭了自己曾有的教育系，如今，在美国，培育教师的主力还是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

接着，周忆粟老师考察了教师知识。二十世纪早期，教育学知识主要来源于哲学和心理学，教育被认为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技艺。这两种取向在后来逐渐演变为教育原理和教学法（pedagogy）两个知识板块，它们的融合之处是教学实习（the practice of student teaching）。历史地看，学科的力量逐渐接管了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但这也意味着，教育学面临一个困境，即它难以发展出一套关于实践的理论。如今，这导致了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紧张，以及教育学内部的理论化不足。周忆粟老师最后的提问是：人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系统化的实践知识？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幻想？

与会老师就报告主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讨论。其中，田晓丽老师、王利平老师、周忆粟老师和汪卫华老师讨论了心理学在不同学科历史发展中的影响。针对冯乃希老师的报告，王利平老师提出可以关注美国基督教组织在中国开展社会调查背后的福音色彩，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社会科学具有反精英的意识形态与大众民主的观念背景，这与中国的知识传统不同。针对孙静老师的报告，冯乃希老师提出，燕京学派后期在研究中淡化历史的取向是否也与欧洲经验遭遇古老文明的特殊情境有关。宗树人老师和孙静老师由此又讨论了历史方法论和非历史方法论在人类学发展中的位置。关于教育学的历史，王利平老师指出美国教育学发展的高潮是杜威时代和20世纪50年代，它们都是美国社会发生大的教育扩张的时期，因而不同于稳固的大学传统学科，教育学可能是非常容易受到历史冲击的学科。周忆粟老师补充道，美国可能是教育学发展上的一个特例，因为美国并没有形成国家资助教育的系统，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完成了高中扩张。在此过程中，教师在美国没有享受崇高地位，而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与之迥异，因而需要我们进行比较的研究。就社会研究的发展，田耕老师指出，沃纳擅长的研究以中等社区（township-level community）而非大城市为对象，描绘的是有限空间内人际关系完整但又流动的生活，其单位有点类似中国语境下的“市镇”。这种研究与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经典研究非常不同，类似费孝通研究“江村经济”。这条脉络值得更多的关注。

论坛与会人合影

文稿 丨张正涛 赵启琛

编辑 丨邵莹婷

审核 丨杨勇、陈烨广